印中关系

与中国的关系持续发展。在10年的隔阂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于2002年1月正式访问印度。中国总理的来访强调了双方致力于发展友好关系及双边所有领域的合作关系以及双方自发的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和信心的重要性。双方还就在亚洲和世界增进和平这一方面强调了共同的兴趣，并且重申了双边对话是解决双方突出争端的最好方法。

澄清和确认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 (LAC) 的过程将继续进行。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JWG)迄今已经举行了13次会议。双方持续讨论边界问题，包括在边界地区实施建立信任步骤。印中外交和军事官员专家组（EG）--一个隶属于联合工作组的组织--已经举行了12次会议，并且完成了在地图上的印中地区中段边界实际控制线的调整。双方都赞同加快对实际控制线的澄清工作。

除联合工作组和专家组之外，双方还有年度外交事务商讨、杰出人物群体（EPG）会议、安全对话、反恐怖行动、联合经济组织等对话机制，从此两国可以讨论双边问题以及共同感兴趣和关心的地域以及国际性问题。印中贸易在近年来已经持续体现了一个健康增长。

在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来访之后，外交部长贾斯旺特.辛格于2002年3月29日至4月2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乘坐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首航航班从新德里直抵北京。在访问期间，辛格部长就双边关心的问题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举行了会谈，内容包括朱总理于2002年1月对印度访问后的后继工作。他还访问了朱镕基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和中国共产党国际联络部部长戴丙国。他访问上海并会见了上海市长并且在上海大学就国际研究问题发表了演说。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于2002年1月13 日至18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他访问了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和阿格拉。在访问期间，朱总理会见了印度总统和副总统，并且与印度总理就双方感兴趣的双边，地域性和国际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还会见了外交部长，发言人，反对派领导人和联邦院副主席。印中同意就反对恐怖主义建立双边对话机构。双方还同意加快澄清和确认印中边界实际控制线进程。6项备忘录和协议于2002年1月14日在新德里签署。其中2项属于S&T，其余几项是关于外层空间合作、旅游观光、植物检疫措施和中方向印方提供布拉马普特拉河在汛期的水文数据。

联邦院副主席纳杰玛.赫普图拉博士应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邀请率领一个议会商务贸易联盟代表团于2001年7月1日至7日访问中国。她会见了中国总理朱镕基和人大委员长李鹏。两位中国领导人就印中关系的改进和近期内的健康发展表示满意。双方就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签订了协议。朱总理表示双方的共同利益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分歧。赫普图拉博士访问了北京、乌鲁木齐、深圳和上海。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党委书记李长春于2001年5月12日至18日应印度外交部长邀请访问了印度。外交部长和李长春就包括国家级和省级的不同级别的进一步交流的好处达成共识。他们对发展双边关系的机会这一点表示认同。李长春还拜访了印度总统。

第13次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会议于2001年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双方回顾了印中外交和军事专家组在澄清和确认实际控制线（LAC）和实施建立信任步骤上所做的工作。双方也重申将依照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双边协议维护双方实际控制线（LAC）的和平和宁静的许诺。

第12次隶属于联合工作组（JWG）的印中外交和军事专家组会议于2002年6月3日在北京召开。双方就各自在地图上描绘的实际控制线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了将以1993年签署的“维护印中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和平与宁静协定“为继续进行澄清和确认实际控制线进程的意向。双方还讨论了建立信任步骤（CBMS）有关的问题。

第2届印中杰出人物组会议于2002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成员们讨论了例如在商业、贸易、教育、文化、环境、科学技术、青少年交流、媒体娱乐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实际提议。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于2002年3月28日开始与印度直接通航。

印中贸易近年来得到持续增长，双边贸易额呈现了由1991年的2．65亿美元到2001年的35亿美元的快速增长。在2001年，双边贸易额比2000年增长了23%。印度从中国进口的贸易额增长了21%（18.9亿美元），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增长了25%（16.9亿美元）。

中国高僧法显（339-414年）于公元402年访问印度，他在印度住了10年。他在回到中国以后将许多梵文佛经译成了中文。他所作的游记“佛国记”是一部很重要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西域高僧鸠摩罗什以及佛经修多罗于公元401年被请到中国。他将梵文译成中文的修多罗至今仍非常宝贵。公元五世纪南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成了中国少林寺的第一位禅师。玄奘于公元七世纪戒日王时期访问印度，研究探寻佛经文稿。他的游历被后人写成了小说“西游记”成为中国著名的传统文学著作和神话。

在印度佛教的衰败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时期，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减退。然而当两国人民开始寻找答案以回答面临的新问题时，老的传统友谊又复苏了。国家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促进了恢复交往、互利和相互支持。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是康有为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印度考察、谭云山教授于1937年在泰戈尔指导下在印度国际大学创立了中国学院、印度国会于1938年派遣医疗队去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柯棣华大夫就在该医疗队中）、1939年至1940年徐悲鸿访问了印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及“中印兄弟”的年代见证了这种加强的联系。印度电影（如流浪者、大风车、两亩土地）及印度明星（如拉贾卡普尔和那杰斯）在中国观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印象。1980年以来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保证了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